推荐序1
台湾最有高度的财经书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了,就一个站在全球政经金融高度的投资者而言,过去十年有哪些面向是值得深思玩味的,未来又有哪些事件会改变过去十年的惯性,亦或者,已经正在发生巨变而只是大家还尚未察觉其滚滚洪流呢?
王伯达的这本书,称不上会让人财源滚滚,也不是一本让投资人按图索骥的参考书,而是一本繁体中文界近年来堪称「最有高度」的财经书籍。他用两个面向的分析去阐述未来十年可能面临的财经新局,一是鉴往知来的金融史观,二是用台湾人最熟悉的棒球术语来妙喻他所架构的总经趋势分析。
伯达兄的论述之所以有其高度,最主要的凭据是来自于他的金融史观。本书从石油危机、日本泡沫、东南亚金融风暴、网络泡沫到次贷危机等一次次的金融危机中,抽丝剥茧地找出许多共同点,伯达兄直指这些共同点的核心──亚洲人被美元制约的历史共业,当然,本书并不会以阴谋论来作为分析与推论的主轴,所以书中所提出的所有推论,都是建立在严谨总经数字和金融史实上。
美国人对亚洲说:「美元是我们的,但问题是你们的!」一句话便道尽了本书所点出的问题核心,作者从汇率、国际分工(压榨?)、原物料等不同的切入点去剖析美元,再用美元的角度冷眼旁观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演变与第二个十年的变量,论述十分严谨中肯,伯达兄对于总经与金融的分析高度,对读者而言有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他帮读者建立起相当完整的国际金融基本知识的架构,读者可以藉由巨人高度的视野去思索未来的投资与理财方向。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用生动逗趣的棒球术语来形容他所看到的未来,比方说他用「强迫取分」来形容中国的过度投资,用「进军大联盟」来比喻中国未来可能的发展和其困难度,他以「九局下半逆转胜」来描述对美国荣景再起的预期,更妙的是,他用「服禁药」来揶揄台湾央行不当干预汇率而造成资产泡沫的政策,并对当局提出「可能终生被禁赛」的沉痛建言。当然,在这些逗趣的比喻下,作者顺道点出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可能的演变,如中、美、台经济的消长和发展,也提出了亚洲资产泡沫的严重性,相当具有研读的价值。
伯达兄一直是我很欣赏的财经作者,他继我之后,在《壹周刊》长期撰写「台股教战」专栏,和我一样是专业的法人背景出身(金控公司的承销部门),也一样是从事网络笔耕起家,难能可贵的是,伯达兄成名后并不会利用自己所得到的媒体舞台和名气,去替上市公司大股东做股票的宣传,也没有去贩卖所谓的金融商品,更没有收会费搞投顾的商业行为。除了总经学养外,我更景仰的是他的个人操守。
这本书是伯达兄继《民国100年大泡沫》之后的第二本着作,容我东施效颦,如果《民国100年大泡沫》是王伯达在创作生涯的「新人奖」,那么我认为本书应该就是伯达兄在创作领域上的「胜利打点」了。
黄国华
推荐序2
看穿「五鬼搬运」的金钱游戏
去年(二○一○)九月,我为《民国100年大泡沫》这本书写序,纯粹是因为该书彻底破解了「外汇存底的迷思」,有助于世人不再继续沉沦,也或可因此减少天灾人祸。其实,我在一九八八年就曾于报纸发表〈富裕的烦恼——解开外汇存底过多的结〉一文(后来收录于一九九○年《自由经济的坎坷路》一书)。二○○四年一月起,我在《中国时报》「财经漫谈」专栏中,连续以七篇短文解说外汇存底的迷思(后来收录于二○○四年十一月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尽管我不时于报章杂志中为文倡导外汇存底过多的危险,却还是眼看着朝野上下,尤其是政策制订者,仍死抱着错误的观念,陆续做出错误的决策,以致一再出现「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的后果。
于是,当我看到《民国100年大泡沫》一书讲出我的心声,而且以完整丰富的图表和数据、浅显易懂的文字呈现时,尽管我不知作者为何许人,仍撰文为其推荐。结果,该书一出版即惊动立委就该书内容质询央行总裁,不但高踞畅销排行榜首位,最终也成为去年的畅销书。这证明了王伯达这位年轻作者的写作功力非凡。
事实上,不只台湾有着外汇存底过多所引发的大泡沫疑虑,全球的新兴经济体都有同样的毛病,而对岸中国高达三兆多美元外汇存底的病兆最为严重。与之唇齿相依的台湾,就算能赶紧远离,都无法免于灾难,何况我们的政府还一味提出飞蛾扑火策略,方便台商西进,将鸡蛋投向同一个篮子里。
究其主因,应是「中国经济强大,GDP已超越日本,正在追赶美国」的认知。当前,美国普遍被世人看衰,尤其在严重双赤字的阴影下,似乎显现日薄西山的颓势。但实情真是这样吗?我可能是近年来「看好美国」的极少数人之一。别的不说,只要看「去去去,去美国」仍是各国流行的现象,就可窥知一二!而「美国的宝贵资源都还保存着」,则是我最常用来支撑这个论点的证据。
●美国和美元仍将坚强屹立
虽然我坚信自己的论点无误,却苦于无法说服大家,而没想到年轻的王伯达在短短的半年之内,继《民国100年大泡沫》之后再写成《美元圈套》这本书,清晰解说美国将继续强大的前因后果,而且和前书一样辅以丰富的数据和图表,透过层次分明、平铺直叙的迷人笔调,将历史经验、石油美元、粮食美元、因特网产业发展、生产力提升等种种标示「美元不可能下落」的因素,以及两岸如何振衰起弊,娓娓道来,极具说服力。有类似看法的我,当然乐于撰文大力推荐。
全书扣人心弦的内容,还是让读者亲自去品尝,我则藉此机会补上一些重要的基本观念供大家仔细思量。
本书中紧扣的「钱」或「货币」概念,正是最关键的因素。很不幸的是,人类发明了钱,到头来却反被钱所役使,如今「货币战争」响彻云霄,「经济战争」更是早已稀松平常。
本书前言提及,在台湾最早指出外汇资产猛增现象的是已故中研院蒋硕杰院士,其留下来的篇章就是一盏明灯。蒋院士毕生捍卫「货币的本质」,认为应谨守「货币为交易媒介」的原则,各国央行应严控货币数量。然而,当今世人扭曲了货币的本质,将交易媒介的「信用」内涵掏空,使得所谓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人们在「杠杆原理」的催眠之下大玩金钱游戏,上演「五鬼搬运」的戏码,并在金融泡沫破灭之后深受其苦。一切的一切,其实可以说都是「货币过多」和「对货币角色误解」惹的祸。除非人类能导正观念,回归金钱与货币的本质,回归互通有无、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的「经济真相」,否则日子将会愈来愈苦,不但天灾人祸不会断绝,还会愈来愈多、愈来愈强,甚至于「毁灭」都不是危言耸听呢!
就让我们从蒋硕杰院士在一九八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于《中国时报》的〈「五鬼搬运法」观念之澄清〉这篇文章谈起。
●货币供给不当的推手
蒋院士在文中清楚解说了「五鬼搬运」和「金蝉脱壳」的现象,也明确指出造成货币供给额变动的三大因素:一是财政赤字,二是金融赤字,三是国外资产净额增加。在写作该文当时(一九八○年代初),台湾政府的财政保持盈余,国外资产净额增加也不明显,但出自银行的金融赤字却是大有问题,因此他写下了「五鬼搬运法就是金融赤字」的文句。无论出于哪一种因素,最后都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接着必然带动物价的上涨,进而产生「金蝉脱壳」的事实。所以,货币供给才是主角,货币「过量」增加将会肇祸。那么,造成货币供给「不当」增加的三大因素,其「推手」是谁?
可以说都是政治力量在作祟。台湾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之后外汇存底猛增,是政府不当管制政策所致;外汇存底的猛增,与政府刻意管制进口、鼓励出口,以及汇率、利率政策都脱不了干系。财政赤字则是国家入不敷出,举债度日,这当然是政府一手导演。至于金融赤字,表面看起来似乎是金融机构没尽好金融中介的责任,实际上却往往是政治力量指使或压迫金融业者,或政府没尽到监督责任,甚至纵容金融业者所致。姑且不论早期金融机构被政府垄断,遭政府、民代及特权人士主导的那段历史,就是后来在新银行开放设立、金融自由化开步走之际,我们不是常见政府以软硬兼施手法,要银行低利贷款给有关业者吗?「纾困」和「打销呆账」正是明目张胆的做法。无论是哪一种「不当」增加货币供给的做法,都是政治黑手在指导,都是妄想以「可见之手」取代「无形之手」来调控市场,不让市场机能自由发挥。
为什么政治力量那么喜欢、那么自然地操控货币的供给?关键就在于货币是存量或流量的观念。蒋院士始终坚持货币是「流量」而非「存量」,并曾在多篇学术论文中反复强调。他说:
「……讨论货币理论究应采用凯因斯学派之存量分析法抑传统之使用分析之问题。以战前一九二九年前后美国股市之大波动及崩溃为例证,阐明一九二九年前股市之狂涨,实系由于投机者大量购买股票之资金,乃系由股票经纪商代向银行融通所得。而银行融通之资金又系因联邦银行不欲令利率上涨故而增加货币数量以供应者。因此股票之多头投机,遂连带的引起通货之不停膨胀。及至一九二八年终,联邦银行始了解宁可任利率上升,不可再任货币数量上涨,于是急速紧缩信用,使货币数量之增加快速停止。股市遂亦停止上涨。多头投机者于是急速抛售其股票以求偿还其债负。而偿还之资金流入银行后又不一定能再由银行迅速贷出。于是货币流通数量因而急遽下降。例如一九三○年一年内股票经纪人借款余额下降三十四亿美元,而各银行之活期存款则亦下降四十八亿美元,遂造成深重之不景气。此间来龙去脉显然仍以用传统之使用分析法——特别是Wicksell的『累进式银行信用膨胀理论』——说明之最为清晰明了。如用凯因斯之存量分析法,则反易失察货币数量变动之动态及因果也。」
货币流量的概念,就如同把货币视为人体中的血液,流动不已,使经济体系得以顺利维持动态的运作,而经济体系的运作当然是无数的「个人」之交互关系、或交易行为的不断进行。换句话说,货币是作为「交易媒介」,本身没有价值,只是一层「面纱」,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用当前的经济词汇来说就是「狭义货币」。
蒋院士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日发表于《中国时报》的〈货币理论与金融政策〉一文中这么说:
「……我所以坚持要用狭义的『货币数量』的定义,其理由是在通货膨胀威胁之下,货币只可能被用作『交易的媒介』或『支付的工具』,不会再被广泛的用作『价值的储藏工具』了。同时也只有狭义的『货币』才能用作『支付工具』,其他附有利息的储蓄性存款,虽然可以用作『价值储藏工具』,却不能用作『支付工具』,而必须转换为『货币』才能用以购买或支付,与其他『票据』等并无二致。所以我一向主张不可将储蓄性存款与狭义的货币合并在一起而统称之为广义的货币M2。」
流量的概念或狭义货币,就是只承认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货币需以生产或服务行为的价值作后盾,本身并无价值。蒋院士在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八至二十日刊于《中央日报》的〈纾解工商业困境及恢复景气途径之商榷〉一文中,就明白指出:
「在通用货币为交易媒介而不准私人自制货币的国家,一般人民及厂商要想得到一些货币以供行使之用,必须先从事一种生产或服务行为以赚得相当价值之货币。其所赚得之货币,即是他对国民生产的贡献之指标。他们以如此赚得的货币来购买一切商品,就是享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行为应得的成果。」
●五鬼搬运,与窃盗行为无异
由此概念,蒋院士提出「五鬼搬运法」这个名词。他接着说:
「假使有人既不从事生产或服务,又不肯以适当之代价向人告贷,而私自制造一批货币,拿到市上来购买商品,那就等于凭空将别人的生产成果攫夺一份去了一样。这不是和窃盗行为一样么?而且这窃盗行为是极神秘而不露痕迹的。它能够不启人门户,不破人箱笼,而叫人失去财物。吾人不妨戏称之谓『五鬼搬运法』。这种法术,费景汉教授曾称之为凯因斯的魔法。其实这绝非凯因斯所发明,在我国两千多年前早已有人使用过。就是汉文帝在他老糊涂之后,曾经因为听说他的嬖佞邓通依相法当饿死,就特地赐他一座铜山,并准他私自铸钱。这就等于特许他使用『五鬼搬运法』,任意搬取别人财物一样。因为别人辛苦生产的成果,他只要以私铸的钱,就可以取得。这种特权自然是众人所嫉。一旦文帝崩逝,年轻有为的景帝即位后,就迅速将他的特权取消,并且将他那份富可敌国的财产,全部籍没,使他最后还是饿死街头。」
●金蝉脱壳,摆脱债务的伎俩
提出「五鬼搬运法」之后,蒋院士又生动地导出「金蝉脱壳法」,他是这样叙述的:
「现代的邓通们聪明得多了。他们不向政府要求私印钞票的特权,而只怂恿政府银行去大批增加货币供给,用极低的利率来贷款给他们,由他们去使用以购取财货。其结果也同样的能以非从事生产所获的新制货币来攫取别人生产的结果,而他们却避免了犯刑法的罪名。往往他们一笔低利贷款,就远远超过汉朝邓通一辈子可能铸造的钱。至于他们因此积欠银行的负债,他们另有一套『金蝉脱壳之法』来解脱。」
如此巧妙的偷天换日法术,蒋院士指明是凯因斯引介出来的,他说:
「这一套法术,虽然也未必是凯因斯所发明,却曾经由他推荐给法国财政局。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政府曾因战费欠下一笔庞大的公债。这公债的利息与还本,成为法国或政府战后财政上极沉重的负担。凯因斯在他当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建议:假如他对法国财长借箸代筹的话,他一定要故意制造一场强烈的通货膨胀,使物价大幅度的上涨,那么这笔战时公债的真实负担自然也随之减轻了。我做学生的时候拜读了这篇文章,深怪这位大师何以竟如此充斥着野狐禅气息,所以始终对他的理论颇存戒心。不料今日台湾的报界竟滔滔者皆凯氏之徒也。」
其实,不只当时台湾报界滔滔者皆凯氏之徒,全球应都如此,而迄今似乎也没什么大改变,反而更在「刺激消费」的口号下,尽情运用凯因斯传授之法大印钞票。毕竟,「可见之手」的调节就是权力的同义词,追求名利的凡人怎么可能舍弃呢?何况,指责施用五鬼搬运容易,但要举证揭露却难上加难。二○○八年上演的金融海啸,只能说是历史重演而已,其根源正是误解货币、滥用货币、滥发货币、如今「印钞救市」的纾困措施当道,而金融风暴、经济衰退不断循环上演,一点都不足为奇呢!
蒋院士在一九八○年代初那场轰动全台的「蒋(硕杰)王(作荣)论战」所提出的针砭,三十年后由王伯达这位年轻人在本书中再予以诠释,可说是承先启后。王伯达在书末呼吁:「每一刻都是改变台湾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是改变台湾的机会。」改变,必须具备正确的观念,而我认为,阅读本书就是一条建立正确观念的快捷方式!
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