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后民国》即《理想国》
艺术一族这个向来弱势的少数族裔,往往遍寻安身立命之地不着,可「应许之地」(ThePromised Land)一朝不存在,生活便永远在他方。一直有梦,想要在南太平洋海域中寻找一座与世无争的蕞尔小岛,成立所谓的「艺术文化共和国」(RAC, Republic of Arts & Culture),作为所有苦无栖地的艺术文化工作者的栖居之所。原以为纯属天马行空的妄想,不意却在非常庙艺文空间与高雄市立美术馆齐心协力策划以及财团法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经费奥援之下,突破万难地在高雄市立美术馆实现「立国」大梦。
英国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巨擘摩尔爵士(SirThomas More, 1478-1536),公认以传世巨作《乌托邦》(Utopia, 1516)而不朽。他依希腊文造字原理,假托地处亚特兰提斯(Atlantis) 汪洋中有座名曰「乌托邦」的「无有之乡」,这个虚构岛国一切全凭纯理性运作,因此社会、政治、法律无不完美。尽管策展人吴达坤引此典故,提出了《后民国—没人共和国》的策展论述,但笔者宁视「后民国」为艺术家以艺术兴邦、文化建国的宏图所建立的「理想国」。
至今仍然不解,《后民国》这样一个参展作者均一时之选而作品质量均精的展览计划,当初在通过国艺会策展项目补助的优势条件下,遍洽中北部公立展览机构之时,何以会苦无立锥之地。据告乃是在此岸「建国一百」、彼岸「辛亥一百」大势所趋的政治氛围下,办理此展难免招徕主办单位落入「政治不正确」的尴尬处境。然则,过度渲染其政治性而仅以政治解读,恐怕既武断、片面而有失公允,徒然小觑了艺术品的苦心诣旨,更辜负了艺术家与用心良苦。
两岸主权归属的实情,由于盘根错节的历史共业不由分说,无论如何抽丝剥茧详加鉴识,注定是越厘清越是无解的徒劳无功。所谓的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由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先行,人民自觉折衷为集体心智,所以人民难免遁形, 成为「A republic without people?;所谓的Republic of China, 则因为地理上偏安台湾幅员未及大陆,所以实际上「A republic without China」。《后民国》的主张,或许可视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根据既有文脉(context),试图从实体空间地图制图(mapping)的宰制,转移到重制(re-mapping)出精神心灵地图(mental-psycho map)的连番作为。面对廿世纪二战战后出生的世代共同继承的过去,目前落入了」either ∕ or」的窠臼,究竟如何前进未来的表态与表述。
毕竟左∕右、统∕独、传统∕创新等等让一切「一分为二」惯性思维,形成的祇是两难局面与对决态势,艺术文化人作为人民与政府之外的「第三势力」,又不愿权宜于乡愿地实行中间路线,进而在制约性二元思考之外,提出」neither∕ nor」、「以上皆非」的第三种替代性选项(the third alternative)。但是将《后民国》罗列的「第三选项」,一律视为「反乌托邦」(Dystopia,又称敌托邦或废托邦),又是否得宜﹖毕竟,反乌托邦作为逆向思考犯映出的虚拟境界,反证的是究极理想社会的不可行,物质文明极端泛滥终究戕害精神文明,刻画出自由民主不再、令人绝望的未来。
反乌托邦作为文学类型(genre),尤其是作为科幻小说的体裁和重要一支,的确产出了许多寓言式杰作, 如詹雅亭(Yevgeny Zamyatin,1884-1937) 的《我们》(We, 1921)、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奥韦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 的《动物农庄》(Animal Farm,, 1945) 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 1948)、布莱贝礼(Ray Bradbury, 1920-) 的《华氏451 度》(Fahrenheit 451, 1953)等,均影响当代绝深。假设真要将《后民国》模拟为反乌托邦主义的实践,那么至少该说廿六位艺术家提出的廿四组作品,显然已摆脱了解严后遗症—诉诸直白激情的情绪宣泄进行正面交锋的意识型态战争,不再执着于非理性的冲撞对决、非人性的撕裂拉扯、非人道的冷眼横眉。
鉴于现实永远不能尽如人意,所以我们需要创造理想超越现况,以便改变现实。吊诡之处是在于一但理想被实践化为现实,吾人难免再度对其产生不满,兴起时必须追求另一理想取而代之,突破现状开创新局。正因如此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人类会社与文化,才能生生不息地不断生发、演绎、升华、与时俱进。希腊哲人柏拉图(Plato,424/423– 348/347 BC) 藉其传世经典《理想国》(Politeia, The Republic),主张理想社会「哲学家君王」(philosopherkings)的概念,希冀全新典范,呼吁国家的最高领导非哲学家莫属。倘爰此理路,《后民国》即《理想国》,而在《后民国》这个唯艺术是尚的国度中,艺术家则理应当家做主。
1863 年底, 为了促使因解放黑奴而南北对峙的国家统一, 美国前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发表了著名的《盖兹堡演说辞》( The Gettysburg Address),大声疾呼政府应是「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从此成为全球共和国护卫民主的圭臬。套用此倡议,那么在《后民国》里,便会是「艺术家有、艺术家治、艺术家享」的民主共和国。
《后民国》的子民之所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甚且前仆后继、奋战不懈、愈挫愈勇,着实是因其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与过河卒子般的理想主义使然。争了一时还有千秋,艺术之路永无止境,这是艺术人永恒的共同宿命。长夜漫漫路迢迢,艺术建国大业方兴未艾,尽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过在过去的一百多天当中,在高雄市立美术馆前旗竿上《后民国》国旗飘扬,三楼的500 坪的土地上总算短暂成立《后民国—没人共和国》,相信此举宣示贯彻「说到做到」的决心,已让参与其中的所有人大受鼓舞激励,继续大步前行。有幸受艺术家「拥戴」出任「临时大总统」的我,于是想感性的说:「吾愿足矣!」末了便引美国现代诗人(Robert. Frost,1874-1963) 名诗《未择之路》(The Road Not Taken) 的结语,作为这篇代序感言的小结:
我将会边叹息边说道,
在某处,在许久许久之后;
曾有两条路分歧于林中,
而我—选择了人迹罕至者,
而结果一切截然不同。
谢佩霓
策展序
「后民国」展览概念一部份来自小说家乔治. 奥韦尔(George Orwell) 于1948 年所写的一部经典科幻小说《一九八四》;另一部份则是对台湾现实政经局势与国际现况的观察。虽然一九八四年早已经过去, 世界也未如书中一样的改变。但却激发笔者对未来的无限想象。我们是否准备好面临民国百年的到来?本展览试图将「中华民国」─台湾的过去历史、当下作一个参照,进而提出一个以民国百年的未来为蓝图的虚拟国度─「后民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本展的主要目的,即是透过这样的展览提出对于「民国百年之后」台湾的主体性提问。这个提问,同时企图点出岛屿居民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我们同时也看到台湾当代艺术家对于当今世界未来局势的不断提问,透过这种多面向的轴线并进突围出一种存在生态的活力。本展另一主轴,是以未来学(Futurology)1 的观点来面对此一政治与历史课题,同时谈论一个充满可能想象的虚拟(Virtual)国度—「后民国」。
另外一方面,「后民国」这个互应现实的虚构国家,藉由形态对现实与幻想两者镜射的深层指涉,以一个充满未来想象的虚拟国度来叙述,并与展览子题「没人共和国」(Republic without People);双重语意道破了当下民众对社会及政治未来方向不确定所产生的焦虑感,继而反映出当今台湾岛屿普遍弥漫的一种去中心、缺乏身分认同的集体意识形态。经由实体展览介入现实的一个干扰动作,恰恰反应了「后民国」这一展名与台湾之间吊诡的镜像关连:今日我们面临到更大的形态转变,这是一个新的、越来越不可抗拒的处境,将来也一定不容易改善。诸多不确定的危机已超越过去台湾数百年来建立的经验法则与现今政经体制所能处理的范畴。艺术家透过展览作品的暗示现状来揭示(∕暗示)某种认识上的岛屿政治理型,或许政治机器的不可逆并非单纯只是历史使命上的正义可以扭转,艺术对于社会政治的正义使命应该在质感上与政治意图的正确性有所区隔。因此,每一个新增加的问题都揭示着艺术的象限与现实相切的坐标位置。将每个点串联起来,也造就了「后民国」展览的成立。
此展览不仅从虚构文本获得脉络上的蓝本,更体现了经由现实再现所捕捉的「真实」。「后民国」一展即是基于这个理解,提出一个「伪装」的策略:改变体制最快的方式即是蒙混进入体制中,摹仿它、干扰它、瓦解它、然后再重新建构。当然,对艺术家而言,当下就要预测未来社会的状态,以及根据历史与现况情势来判断即将发生的事,是大胆又猖狂的想象。「未来」承受太多的意外,「历史」无时无刻在改写,或许我们的未来就是如此。
也因为如此,这个似是而非的展览本身变得十分有趣。
一、未来学的预言—关于自我去势的危机
「这是一种必要的替换,一个幻影将覆盖另一个幻影,成就一种以退为进的社会集体策略。」
当文化艺术工作者面对政府体制调控与自由主义双向两极进行选择时, 接受进入体制,似乎比面对处于不明确状况的当代思维来得容易。但这是一种双重否定的过程;一方面否定了「当代艺术」作为核心价值的理想性,另一方面,现实早已对我们进行反扑,被机制认可外的一切在此亦被吞噬殆尽。如同体制往往意味着无所不包的系统性控制,一点一点喂养包裹糖衣的毒药。最终还可能失去自身价值,沦为被体制收编的「顺民」,自我去势却又无计可施。其实,我们面临的强大敌人是来自于自己内心。永远在边陲中寻觅他们的主
体和身份,也让岛屿人民处在永恒漂浮缺乏认同的集体意识形态中。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城市之间的交流远比国与国之间来的频繁,因特网的快速发展已到云端概念,诸多事务能在计算机前一指搞定。政治疆界早被打破,人们不再以「国家」这个概念来讨论国际事务。跨越国界的经济、社会互动也在成长和强化,政府也可能基于国家利益而让渡其领土内人民之部份统治权利。取而替换的是跨国企业的成长垄断、区域自由贸易、能源开发等攸关众人生存的议题,传统的政治主权观念因此削弱。无可避免的是,我们的岛屿正面临这些巨大改变而带来的「双面刃」(诸如气候变化、产业变化与财富分配失衡等危机问题)。
以上两大因素,将是未来影响岛屿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未来; 承受太多意外也无从预测,我们的未来也许就是如此。今天,我们将透过展览的「伪装策略」试图描绘出属于过去与未来岛屿的文化轮廓。
二、过去、当下的两项不确定因素
母体—演化中的岛屿。在短短数百年里我们在这里见证种种政治学论述─时代的、种族的、国家的、文化的、地域的变迁。影响岛屿居民对于过往的留念,就像长期被殖民者一样;自我否定往往大于当下的肯定。过去种种将岛屿牢牢捆绑,作为可能已逝的体制、文化的悼亡者,怀抱追思已然变质的正朔。结果;像是望着一面照不出自己形象的镜子,极力认清自己的容貌。
过去的第一不确定因素:模糊的定位。
然而,「没人共和国」就字面上的意思是:没有人的国家,(也可以解释成没有人认同的国家)。构成国家的三要素:领土、人民、主权在这岛屿上都存在,但也可以说都没有。因为历史因素,这岛屿成为国际政治现况下特例中的特例,无法明确地被接受,经过诸多因果交互扭曲缠绕下产生一种特殊定位。长久以来,身为国际事务上缺席的政治实体,主权的脆弱也直接影响到文化主体长期被忽视。同时,「弱国无外交」的历史教训也不断告诫我们。过去, 情非得已的生存之道是选边靠拢庇荫在各个强权之下,让岛屿成为宿命里不断追求安全保护伞的附庸国,在列强的竞逐中找出一条活路......。可以说,这岛屿在过去不断承受自我身分切换的尴尬场面,以至于面临定位模糊的错乱。
当下的第二不确定因素:吊诡的现状。
从后殖民的观点来说,岛屿「民主化」过程绝非一片安详,岛屿早期有强大的政治压力;政治上扭曲,也有物质上的扭曲。引发一连串充满殖民剥削历史场景与重复暴力冲撞之恶。也因台湾特殊的经济环境与战略位置,无论从岛屿内部或外部的力量,经济上和社会上被现实洪流拉进世界的轨道中,全球化的过程导致台商为了延续产业生命将生产线移到中国这世界工厂里,目前暂时搁置政治争议以寻求双方最大经济利益,但这些繁荣表象后面仍是问题密布;相对于中国的以商逼政策略,岛内未来的发展实际上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吊诡。而这几十年来开放的政治情势所激发岛屿内部本土意识的抬头,对当家做主的渴望也更加清晰明确。
三、这岛屿如何可能?
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用镜子传接光线的游戏︰几位同伴手持镜子由外自内将阳光传接引入室内,观察光的行进情形,让没有光的幽暗地方也能照射到光线,照亮整个空间的轮廓。
自1971 年退出联合国以来, 岛屿便失去参与国际社会的实际地位,成为被世界忽略的影子国度。数十年下来,岛屿在强调经济发展的现实主义挂帅和华府的东亚政策影响之下成为世上举足轻重的「科技岛」。而「文化艺术」只在节庆时被政府拿出来点缀亮相一番。过分重视经济发展的畸形思维反而让生活在岛屿上的居民面临缺乏国家认同的自我否定,沦为无法被看清归类的身分。过去,政治艺术在岛屿上缺席的状况慎为严重,除了解严后的昙花一现,千禧年之后只出现在少数专注此议题的艺术家创作脉络。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台湾艺术家对政治议题失去兴趣,而是被总体机制营造出来的氛围模糊焦点而噤声,热情成为现实然烧后的余烬。失去抗争目标后,现实主义袭来的强大力量往往让人挫败。倘若,艺术创作中的政治(议题)讨论不再热烈,艺术家也只能退后思考个人经验与形式的其它问题。讨论着普遍性原则的美学问题或是哲学思考的个人体验,缺乏自身的政治脉络与历史深度。然而如果说缺乏历史脉络是岛屿的艺术本质,那更深层的状态是什么?是符号不停地流动,抑或是主体性提问永远地匮乏阙漏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好的策略总是出现在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透过艺术让我们认清自己的容颜;生活在哪里,就该面对哪里的问题,用艺术文化去面对真实的情境,不啻也是突破当今岛屿困境的方式;反之,艺术论述亦不需回避政治与历史的难题,建立于事实的文化主体论述绝对有其必要。
四、艺术家眼中的岛屿
「后民国」展览邀集了跨越三个世代共二十四组(二十六位)生长工作于这岛屿的艺术家参展。计有:杨茂林、陈界仁、吴天章、梅丁衍、姚瑞中、瓦历斯. 拉拜 、王俊杰、涂维政、陈浚豪、周育正、崔广宇、苏汇宇、陈擎耀、陈万仁、邱昭财、饶加恩、黄海欣、叶廷皓、余政达、杜佩诗、陈敬元、高雅婷、万德画会(苏育贤、黄彦颖、江忠伦)。本展跨越三个世代艺术家的组合,交织出岛屿数十年来不为人知的历史厚度和纵深;尽管同样透过政治和时代社会之间的关连来讨论,却产生出不同的观点与文化厚度。面对「在地化」与「全球化」问题结合脉络之下,展出艺术家们分别就国族、身份认同、政治、历史文化等庞杂的认知议题与过去、当下、未来的各种角度切入,藉由艺术语言的转进侧击面对着各项关于岛屿的符号与象征系统。
过去,创作者最初受到西方教育训练下的影响, 用一种移植摹写的方式来呈现作品,直接移植对西方「现代性」的拥抱,然而这样的形式移植,也激发隐藏于台湾现代化过程背后的文化焦虑或是草莽底层酝酿的社会能量。激情造就了第一波政治艺术的高潮,从早期对社会的激情进入到中间辈关注的从艺术与社会的脉动关系;冷静中隐藏人文关照和对社会不公义的嘲讽,结合得如此紧密又那么疏离,延续激情后的艺术运动。而新生代创作者受到大量信息冲击,开启新的自主性语言系统,因特网所打开的就是这类型社会图像的重建。千禧年后崛起的创作者,成长在最开放自由的时代,未受到物质及社会的扭曲,可说是最富有创意的一代。他们大多接受过正统学院训练,艺术语言更加成熟,更关心作品内在呈现的准确性。作品语汇往往经过精巧转折打到痛点,借力使力罗织虚构各种语境情节,常常令人会心一笑。这类作品往往结合艺术主体性与艺术自主性的现代性美学议题,并反思属于岛屿共同的生活记忆与文化面貌。
我们的历史是经历多次不同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之中的对应方式,能检验的只有同时把时间轴线拉大宏观地去看待此一「过程」,以及把焦距调近,以「微观」的方式去看待某单一事件。这些放大与特写的拿捏,是展览中艺术家描绘出岛屿拼图最困难的部份,他们将以自己的观点来诠释他们所认为属于这岛屿的「路径图」。
五、「后民国」─虚构与真实的缝合
「后民国」这个虚构的主题本身即带有积极的政治目标,这展览讨论的是这岛屿处在于无法被归类的范畴跟模糊的界限,而「现状」本身就隐含着时间的遽变。
如何透过「后民国」这样一个缝合真实与虚构命题的展览呈现出岛屿文化脉络?如何重新思考新世纪的岛屿该呈现什么样的身分认同跟文化自觉?本展做为呼应当代政治态度的艺术调查。因此,策展团队将为本展在这个政治美学崩解的年代里提供一个短暂却积极可行的转进策略: 一个对应真实却只在展览期间才存在的自由国度!某程度上本展提供了艺术家们如同政论节目能够肆意妄为无赖不负责任的「场域」。艺术家化身为「名嘴」自发地对于「当下」做出戏谑的响应。藉由作品的陈述,机巧的指出某种彼此都心知肚明,却说不出口的暧昧状态。让作品的存在除了在叙事层面外得以反馈到另一个真实层次,体现「艺术在政治当下」的有效性。这样后设的「逆」策展也正好呼应了前述本展的对于「后」的命题。
因此,面对岛屿将来的危机与转机,诸多问题纷扰之下的思索。当政客们总是缴出让人失望的成绩单时,我们且看艺术家们如何面对新世纪的严峻考验,描绘出属于「后民国」的特殊标记。提出一条可能的前行路径,揭橥岛屿迎向新纪元的大航海时代!
六、结语
综上所述,所谓的「后民国」展览论述,已慢慢开始浮出地表:我们提供一个短暂的只有在展览其间才存在的虚构国度—「后民国」。最美妙的是,它不是「中华民国」(R.O.C) 也不是「中国」(P.R.C),它只存在于一个艺术的虚构认知框架之内,同时却与原有的真实世界缝接重迭!而这展览操作模式恰如反应「岛屿」的自身,透过艺术的创造力提出一套可以与现实共存(分享)的价值,映像在它自己名字之上。
我想,最应该看这展览的,是脱离于「统一」和「独立」等状况外的岛屿主人—台湾全体人民。
吴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