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1
老子 释建筑
希言自然。 —《道德经》第二十三章 老子的根本即为自然。《道德经》里所论述的自然不仅是你我所认知的环境自然,更是指万物自然而然的原则,孔子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亦即「道」的作用。老子认为天地的运行与自然万物的道理不需要言词,要用心去观察,如同道的存在与作用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故曰「希言自然」。
不久前阮庆岳先生要求我替他的《弱空间——从道德经看台湾当代建筑》一书写篇序言,照理我的话应当少说,因为阮庆岳先生书中论述的道应该由诸位自行用心体会,我内心着实思忖了一个多月,却又不得不说。这下笔缓慢并非是阮庆岳先生的文章艰涩难读,而是老子《道德经》是我很有兴趣的一门课,建筑与《道德经》这样的联结是很有趣的尝试。我反复阅读阮庆岳先生的文字,间或拾起老子解义参酌比对,颇有玩味与心得,提出与诸位分享。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德经》第四十章
弱建筑一辞,其中建筑两字显而易懂,我们应就「弱」的字义来谈。在《道德经》的论述里,「反者,道之动」中的反是一种观念,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一切均是相对的观念。是故,弱与强是相对的,弱也就如同贱、下之意,亦即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解释:「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这也是反本归源之意。因此在建筑上,回到建筑的出发点,无为即可无所不为。故弱建筑即是回归到建筑的本体,反璞归真、师法自然。需知建筑的空间是虚体,虚即是空、空即是无,空无但却实际让人使用感受,这也就是「有生于无,无因有而为用」之涵义。
对于台湾的建筑发展,阮庆岳先生在书中以五个历史事件(甲午事件∕日本战败∕台美断交∕解严∕921大地震)的关键点来切分其演化转折,最后也因此有了对于「后921世代」十五位中生代建筑师的探讨。关于这点我是认同的,但前四次都是政治上的遽变引领社会民情朝不同的方向演变,唯独921大地震是自然现象,在台湾千百年来地震不断的循环发生,为什么这一次却是建筑发展的分水岭?我想重要的是921的发生,恰巧是在民国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末端,一方面是在长期而似无止尽的建设与破坏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千疮百孔,一方面也是经济与建筑产业的成长停滞,让年轻世代的建筑师们有时间去思考与省思。正因为大自然力量的不可抗,转而起身去追寻生态及永续的绿色建筑,以更为谦卑的态度来面对自然界的反扑。我想这也是身为人类,在宇宙道德伦理的深层文化表现。
作为建筑师,每个不同的时代皆有其特殊的议题要面对,史作柽在他的著作《极现与统合》一书中提到:「人类的文明发展是一种开放的还原系统」,我想也就是这一回事。文明不断的开放发展,越趋向精致准确的表达,如器物文明、文字文明与符号文明。所以存在即是本体,空间即是本体的表达,但此表达时间一久则容易流于形式、方法容易僵化;还原即是回归本体,找回文明的源头。开放与还原,需要革命性的大开大合,大开是面对议题,往前看;大合是回归源头,回到自体本身来。故老子以无我与无名作为还原的根本,因为还原,才能找回自己;找回自己,才能开放。
身处在这个世代,这十五位中生代建筑师有其幸与不幸之处。容我引述一段阮庆岳先生的文字:「…在现实的隙缝中寻求生存。这看似不幸的现实,反而给予他们体会现实的契机…」。的确,因为「后921世代」没有政治与历史的包袱,不用因循苟且,不用冲撞体制,他们可以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对于现代建筑社会的演变寻求自我文化的主体性展现,以具有在地性的作法,脱离传统与权威,完全回到在地。同时在空间、美、永续、社会性与宗教性等各个面向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解答。在没有压力之下进行论述。能自在地活出自己、找回自己,这是他们幸运的地方。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德经》第四十八章 现代的社会有许多文明病,高度的开放与发展,无论在经济、政治均让人感到窒息,所以我们应该反对文明的约束,回归自然的道法。老子对于为道的看法,也是要减除人欲,达到自然无为的境界,一切议题均由自然而生,自然无为便能无所不为,其本身该有的面貌,自然就当存在。如一棵树你不去动它,它自会成长。从老子的角度看,似不必多所雕琢,空间自然就会成长出属于它该有的面貌。这是自生的能力,不要去干扰它。我想,这十五位中生代建筑师在不知不觉中,是切切实实的实践了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是老子的实践者。
阮庆岳先生挑了一条极难的路,将形而下的建筑墙瓦与形而上的老子,用他最高明的智慧与独到的眼光去解释说明其间之关系,却又能下笔字字珠玑、铿锵有力,我想这是他数十年来浸淫在建筑、文学、哲学后融会贯通而集大成之结果。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解义阐释:道体有着无限深远的涵义,处于玄深的境界。深到极处,由本起用,而开出了万物生化的妙门。我想这可以拿来比拟阮庆岳先生的这一本着作。
最后,我想提出「生命建筑」的看法,生命建筑即安住生命之信息空间。建筑的基础就是生活与土地,包含所有的社会行为、物质环境、人类心灵深层文化的呈现,三者密不可分。所以建筑之核心议题在于安住生命,以空间信息化入生命之信息层,使生命因而得以安住,此种空间设计所成之建筑,谓之生命建筑,即反本归源以回到建筑的本体。这与阮庆岳先生的弱建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道的论述虽然不同,但万法归宗,也提出来与诸位分享。
希望大家多多阅读阮庆岳先生的书,除了增长智识,也将引领着你们进入思想的殿堂。而阮庆岳先生就像是扮演着老子在阐释着他的建筑观,故曰:老子释建筑。
李祖原
推荐序2
落地生根的建筑
这是一本奇书,相信未曾有人如此全面性地用《道德经》来评述当代建筑,「评」未必贴切,「述」确实是淋漓尽致,相信都超出这几位建筑师的想象,也算帮创作者做个宏观性的梳理,毕竟旁观者清,尤其是用《道德经》的神力来解碼。
这是一本难读的书。十五位建筑师,每位建筑师的作品大多是小项目,小项目意味着创作者的挥洒空间大,探索的幅度宽,自然解读不易,每位建筑师的背景与碰触的领域又不同,不像公认的大师作品,有成熟清晰的理路可循;当然作者评述的难度更大了,也只有阮庆岳有担当地扛起这任务。
章节中对各个建筑师背景与创作状态的陈述,再到作品的描绘,都让读者能清楚理解,但开始用《道德经》来评述时,读起来让人胆颤心惊,常帮作者捏把冷汗,还好,都能峰回路转顺利过关,而且会让读者打开未曾有过的视野,除了赞叹《道德经》是无所不能的经典外,就是惊叹作者的灵智与幽默。例如评述刘国沧的「墟」建筑,他的作品除了有扎实的理路外,最迷人的是所呈现出的矛盾、异质、不稳定、迷幻、混搭迭加时空错置,这在条理分明连在二元对立间都能找到圆融出口的《道德经》,应该没辄了吧!?但作者用了「惚恍」,就像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撑起了看起来快被推倒的高墙。
如果以作品的成熟度与思想理念的完整度(即便有些不成熟或失误)来评断这几位建筑师,则落于俗套与偏执,当作者用《道德经》来贯穿,疏理出创作者原始的肌理时,那些枝微末节的干扰变得微不足道,毕竟这是一个世代建筑师真实探索的足迹,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呢? 这序难写,写了几天都无法捡出有用的东西,一堆竟多是自说自话,对自己的观照多于书中内容的反应,「不要喧宾夺主。」阮庆岳知道后再三提醒。十五位建筑师每个人风貌迥异,再加上不同坐标轴线的贯穿评述,天罗地网的交织,不自觉地把自己也卷进去,明晰的坐标让时间与生命被强力的压缩,当我们回顾时。
作者在序言中提到,阅读台湾现代建筑的五个事件,将台湾近代史切成五段,并将这十五位建筑师定位在「后921世代」,这是台湾的宿命与现实,短短百年被不断地切割,深深地斩断延续的根脉,这十五位建筑师几乎是从零开始,辛苦艰难地重新建构自己,作者在评述甘铭源∕李绿枝的「大藏联合建筑事务所」时,用的是「根建筑」,再者多用 「小、柔、微、朴、始、原根、希、穷、 谦、个体或个体的一小部分莫不涉及灵魂」,这些在旷野上呼喊的建筑师,他们一致的特性就是不从抽象的大论述着手,真诚地面对眼前的材料、质地、工法、风、光影……真实地反应皮肤、眼睛、鼻子、耳朵的感觉,这或许是将现代建筑落地生根的必经之路。
几天前在上海同济大学参加有关建筑与技术的论坛,大家公认只有建筑师在技术的掌握能力上有所提升,中国的建筑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走在同济校园里,几栋崭新的大楼,放在国际舞台上绝不逊色,让人惊叹大陆进步的神速,但还是觉得建筑就仅此而已吗?往更深处的探索,土地、自然、社会、小区参与……等等,书中这几位台湾建筑师还是呈现了更深刻的挣扎痕迹与更宽广的视野。
谢英俊
序
五个议题与五个事件: 阅读台湾现代建筑的两种方法(摘录)
五个事件: 兼论「后921世代」的建筑作为 台湾建筑的现代性发展,自日治时期起已经逾百年,确实亟待各方认真面对。我在此想以历史事件的关键点,来切分台湾建筑发展的演化转折,其中会以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社会意识的转换为观察处,作为一种阅读台湾建筑史的参考。
原则上,我将台湾现代建筑依「关键事件」划分五个时期,并分别简单叙述如下。后段重点放在第五段时期,也就是921大地震后,台湾中生代建筑师发展的现象观察,作为本文时空涵构下的聚焦微观处。 关键事件一 甲午战败∕日本殖民统治台湾(1895) 台湾的现代建筑发展,大约可以甲午战争落败后1895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作为第一个可标记的起始点。在这之前,台湾的统治权数百年间几度易手,多样的文化影响各有余荫可寻;但对台湾的建设,可能始自于1862年开始的同治年间,因为开放通商口岸与洋务运动的发生,开启了原本封闭的台湾社会。
到了日治时期的城市与建筑发展,相对就显得积极与蓬勃,1900年发布的《台湾家屋建筑规则》,与1908年西部纵贯铁路全线通车,奠定初期的发展基础。其间受过西方建筑专业知识训练的日本技师大量来台,公共建筑发展达到高峰,风格则以仿西洋古典样式为主轴。李干朗在《台湾近代建筑之风格》里,将这时期的风格,定位为「后期文艺复兴巴洛克样式」,以出身东京帝大的近藤十郎与森山松之助二人作为代表,重要作品有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台中州厅(今台中旧市政府)、公卖局,以及总督府(今总统府)等。
除了这样的风格外,傅朝卿指出另两支相对微弱、却值得注意的脉络:一是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本土被贬抑的现代主义建筑,也才得找到发展的契机,这样的时代背景间接影响了台湾。傅朝卿写说:「到1920年代末期台湾所建之建筑,基本上都有摆脱西洋历史式样建筑,特别是正统古典语汇的倾向。因为求变转新似乎是这些建筑共同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转型』期之建筑。」
这时期由官方主导的式样,逐渐被民间年轻设计师的求知与创新力量挑战,Art Deco与Bauhaus的影响逐渐显现,蓬勃地在电影院等民间商业空间,或小型的公共工程里出现。真正代表性的展现,应是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展馆虽多是临时性的建筑,却鲜明地标志出对Art Deco风格的向往与致意。
另一支则始于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日本的军国主义与「大东亚共荣圈」,将台湾以「皇民化」、「工业化」及「南进基地化」重作定位,建筑风格因此再度与政治的意识型态相链接。其中「皇民化」运动,尤其全面压制台湾的汉人文化,寺庙被大量拆除,传统戏曲与表演(例如歌仔戏与布袋戏)被禁,算是单一崇拜日本文化的压迫期。
这样以军国主义及民族主义作为核心的时代,再次浮现了一批以政治为名的公共建筑,李干朗这样写:「在当时,日本政坛右派得势,一种以拥护日本利益与大和民族主义的构思,借着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被广为宣传。……满州国的新建筑揭示了明确的风格,那就是具有一顶东方、尤其是中国式或日本式的大屋顶,被加封在近代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之上。」
这时期的作品在台湾并不算多,但却能色彩鲜明地与时代背景作辉映,相对地辨识性也极高,大都集中在当时作为南进基地的高雄,代表建筑有高雄市政府与高雄火车站等。 关键事件二 日本战败∕国民政府接收台湾(1945) 国民政府在来台后,对自身文化的正统位置有着隐忧,尤其面对着断联已久、长期被日本文化影响的台湾社会,确实有着欲将之(日本文化与台湾地域文化)驱除于主流价值认知外的意图,譬如1960-1965年的查禁歌曲及推行国语运动,可视为排斥地域文化,以让自身正统化的一个例证。
而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更是纠结不明与松紧难料。国府迁台后,先禁止日本电影的输入,也禁止日文的配音与字幕,到了1965年才松绑;而1972年与日本断交,1973年起禁止日本漫画进口,禁说日文与禁用日语。基本上,日本文化一直以着「反正统」的背德姿态,或隐或显地出入在台湾人的时代与社会记忆里。
李干朗写道:「从1949年国府迁台之后,整个台湾的政治、文化,即弥漫着这股病态的气息。政府有关单位不但刻意忽视地方文化,甚至打压灭绝奄奄一息的地域传统。建筑学者不关心近代建筑,其实另有原因,有人认为台湾的近代建筑,多为日据时期日本人留下来的,心中难免有抹不去的仇恨情节。」
战后至六○年代末期,第一批衔接的是随国民政府撤守台湾、主要来自上海的建筑师们,包括王大闳、杨卓成,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张肇康、沈祖海,代表作品有王大闳1953年的「建国南路自宅」,与1962年贝聿铭、张肇康、陈其宽合作的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
主要的建筑思维,在于如何将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建筑做连结,这本是极度困难的议题,再加以政治权力下的国族主义氛围笼罩,且未能与本土的文化连接,使得路途崎岖。王俊雄说:「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那是一个在威权统治下选择不多的时代,与本土台湾之间的关系也被残酷切断,在缺乏真实脉络支持下,运动者的困惑、折衷与踌躇不前,其实显出时代的困难。」
关键事件三 台美断交∕乡土论战全面启始(1978) 七○年代起台湾遭受到一连串国际政治局势冲击,例如与日本冲突的钓鱼台事件、退出联合国、与日本断交,以及关键的1978年12月与美国断交。郭肇立在〈战后的台湾建筑文化〉文章里,对这样动荡的时代背景,以及引发在文化上(包括建筑)的全面冲击,如此说明:「总之无可否认的是,台湾人民对乡土主义的觉醒,是发生在这个敏感而骚动的七○年代。……此时期的台湾乡土建筑运动与中国传统建筑热烈相结合,缺乏直接对本土社会的省思与批判,而是温和地、浪漫地抒情怀乡,族群之间没有蓝绿意识型态,在思古幽情的台湾古厝上,共同寻求『中华文化』的慰藉。严格地说,七○年代台湾的乡土建筑运动是文学性的,他们并未真正关怀培育本土建筑设计。」
这些内部的能量与矛盾,酝酿着文化「自体」何在的质疑,与期待再定义的社会需求。八○年代起,建筑业受到资本主义及商品化的冲击日增,后现代主义风格为体、意图寻找与中国或台湾本土的连结,成为发展主流,这可以李祖原的「宏国大楼」(1990)、「大安国宅」(1984),及汉光∕汉宝德的「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为代表。建筑风格也见到原本多用于政治权力的传统建筑语汇,被大量转用到商业与民间建筑上,可视为一种对符号与道统的破解与下放。 关键事件四 政治解严∕多元文化全面蓬发(1987) 九○年代启始前,台湾政经环境有着剧烈的转变,包括1987年解除台湾地区戒严、1988年解除报禁、1989年开放政党的组设、1991年核准新银行设立等,铺陈了一个鼓励建筑美学百花齐放的政经环境。
郭肇立在同篇文章,叙述这时期的文化多元现象:「八○年代之后,由于台湾社会戒严体制的松动,后现代主义在台湾开始蔓延,去中心主义,多元价值的要求,弱势族群抬头,要求权力再分配:女性、同志、工人、眷村、客家、原住民等社群主体与身份认同的问题,一时成为台湾社会普遍关怀的议题。」
对在地价值的重新认知及公民意识的崛起,配合逐渐浮现的经济泡沫化现象,让建筑师们(譬如谢英俊、黄声远)得以再审视现代建筑应如何作为。罗时玮在《扰动边界》的导言里写:「于是,有一种『在地的』感觉浮现出来,这可以有好几重的意义,一个正面的涵意是『活出自己』,这是相对于全球化、国际化而言,一个区域整体文化上的讯息,感觉到一种自己特有的、可供作文化认同的部分逐渐清晰起来,可以比较自信地观看自己的处境与问题,也可以说逐渐形成一个能够论述自己的条件与氛围。」
指出「一种自己特有的、可供作文化认同的部分逐渐清晰起来」,也就是说,这时期的建筑发展已逐渐摆脱战后被禁锢已久的「现代与传统」论争,厘清八○年代以降建筑与商业的模糊关系,更直接回答公民权力兴起后的社会需求,也藉此建立台湾当代建筑的在地面貌。 关键事件五 921大地震∕生态、环保与微观的萌芽(1999) 921大地震对台湾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除了生命财产的损失外,人们开始意识到对自然环境的长期摧残与反扑,也经由面对生命的渺小脆弱,了解到存在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这时期,台湾同时经历了经济的微型泡沫化,时间约在1995到2005年间,案源与案量大幅削减,造成产业发展的停滞。
这样的困境同时提供了建筑界省思的机会,若以日本为例,许多成长于经济泡沫期的「后泡沫世代」(Post Bubble Generation),因为失去大型事务所与商业市场的庇护,只能在现实的细缝中寻求生存。这看似不幸的现实,反而给予他们体会现实的契机,因此当大环境好转,面对重现的权力结构与机制时,不仅懂得自我拿捏位置,对于建筑的信仰何在,也显得从容自信。以及,日本建筑过往的英雄∕大师时代终得暂时告终,常民与平凡的小建筑,可以有着全新的时代意义。
台湾在经历经济泡沫化的过程中,也引发建筑界内在的辩证与矛盾,譬如对在地与全球的思考,以及对建筑与文化、社会与现实的关连何在,都做出各样的反思与检讨。若以1999年的大地震为划分点,「前921世代」的谢英俊、黄声远、邱文杰与廖伟立,准确地思索如何由过往追求文化符号或扮演全球化系统的角色位置,转向到了建立建筑师与社会现实积极对话的主轴,并确立台湾当代建筑的自体可能。
同时间,「后921世代」逐渐成形,包括刘国沧、张淑征、孙德鸿、吴武易、黄瑞茂、林友寒、姜乐静、徐岩奇、张清华∕郭英钊、杨家凯、黄明威、叶炽仁、黄谦智、洪育成、甘铭源∕李绿枝等人,展现缤纷多元的面向。这整批人在教育∕成长的背景上,显露出相对于前世代更为多元的色彩,除了留学国外再返台者依旧蔚为主流外,也有全然接受国外建筑教育的张淑征、黄谦智,更有益发茁壮的本土建筑力量显现,譬如刘国沧、吴武易、黄瑞茂、姜乐静、甘铭源∕李绿枝等人,值得重视。
我将延续先前对老子价值系统的思考,针对五个建筑的基本议题,包括空间、美、社会∕文化、永续与宗教,来作出我对他们的思考与观察。
整体来看,「后921世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是在于对于生态∕永续议题的回复。几乎此一世代的建筑师对此皆有着墨,可拿来作代表的:一是绿色生态作出发的建筑,包括张清华∕郭英钊的生态建筑、黄谦智废物再循环∕利用的设计作品、洪育成的木构造建筑,以及甘铭源∕李绿枝的在地化绿建筑工法。基本上都是强调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存,废弃物有效回收再利用,以及以在地∕再生材料做建筑。
另一支,则强调与既有环境的接合,以植入∕接枝∕缝合的融入观念,来替代完全铲除∕换新的粗暴,这可以刘国沧在台南的大小作为、黄瑞茂长期在淡水的深耕成果,或是甘铭源∕李绿枝投入云林农村空间环境整备为例子。
另外,在社会∕文化面的结果也颇可观。除了延续「前921世代」重视在地现实的特质,并展现对于环境与细节的微观能力,细腻贴己地回答使用者的需求,即令是中小型的案子,也认真扮演专业者当有的角色。譬如吴武易对于台湾人的家∕住宅的再定义,以及姜乐静在「潭南国小」对布农文化的尊敬与爱,都是亮眼的成果;而刘国沧、甘铭源∕李绿枝与黄瑞茂的建筑作为,本质就蕴藏对社会∕文化的深刻体会,皆能自然显现在作品里。
与「前921世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态度相对照,譬如谢英俊对资本垄断住宅市场的破解,或是黄声远对空间权力的夺回,皆有与现代性既联合又斗争的色彩,因此美学与空间性格,也有着反中产的姿态(尤其是谢英俊)。「后921世代」的批判性格相对比较微弱,可与此相模拟的应是黄瑞茂、刘国沧、甘铭源∕李绿枝等,以在地小区做思考的轴线。
此外,对于空间及美的看法,有着再度回归现代主义本体信仰的趋势,譬如杨家凯、黄明威、林友寒、张淑征,皆能以着纯粹扎实的语汇,延续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发展与脉络,与全球的走向积极对话,不懈不怠也轻快利落,展现台湾与世界同步对语的能力,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鲜明现象。尤其对比「前921世代」的同一脉络,邱文杰、廖伟立的向在地位置修正,龚书章的退出、林洲民的略显沈寂,就让人特别注意这样以现代主义为宗的发展,后续如何在台湾演化。 对于空间与美的态度,也有另一支虽以现代主义为体、却略有岔异的发展,譬如徐岩奇以有机建筑为出发的空间美学,叶炽仁让简约理性与自然无为的交织,或是孙德鸿对于单纯低调的凝目,显露出现代主义的回旋可能。
至于,最是归属形而上的宗教价值,响应就相对薄弱。孙德鸿的「斋明寺」,以隐退及宁静的气息,与省约简炼的手法,做出适切回应;叶炽仁在台东的系列小住宅,谨守本分,不夸饰、知进退,空间松弛自在,透露出豁然无求的人生观,些许陶渊明意味的形而上价值隐隐浮现;以及刘国沧的「安平树屋」,以时间的流动∕连续观念,颠覆建筑物的主体角色,并藉之展现悠悠忽忽的生命观,大约是少数可见的代表。 结语: 民意归向为本、生态环境为尊 「后921世代」出现在台湾最富裕活泼、也最民主多元的此刻,却也同样是建筑作为机会最匮乏的时代。因为,这不是战后百废待举的时代,也不是七○年代路线辩证的时代,没有八○年代「钱淹脚目」的滚滚案源,也少了九○年代的理想∕改革色彩。反而,私人建筑与公共建设都进入缓坡期,大型公共建设或高单价私人建筑,并沦为外来建筑师的竞逐舞台,中青代建筑师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但在前述看似幸运的各个年代里,建筑师的俯仰起落几乎完全受制于大时代的政商环境,也就是说建筑师的理想,与政治权力或资本权力的思维近乎同步。幸运时,各得其所各取其需,不幸时(也是大半的时候),则只能沦成为权力者的「喉舌」。
这样的角色位置,在九○年代后期起开始转变,建筑师显现出挑战政治与资本权力的力道。代表者应是黄声远的「宜兰县社福馆」,直接宣示公民空间优先于政治权力思维,另外还有谢英俊的「921灾后邵族部落自力建屋」,也提出在被资本权力完全绑架的现代住宅,如何得以自主脱困的一线生机。
这样过程里,台湾的现代建筑发展,开始有与小区结盟的发展趋势。「小区」这名词在九○年代台湾的各样文化发展中,逐渐蔚为具指标意味的名词,也成了与所谓「城市」相对立的思考体。
杨弘任在〈以小区为名〉里写着:「小区的议题浮上台面,成为社会改造的议题,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小区』一词原本是防堵共产势力的冷战防线架构下,因应联合国援助后进国家改善生活条件而设立,基本上依照由上而下的资源分配管道与议题设定方式来运作。到了1990年代前后,诸多带有社会改造意识的行动者,开始援引『小区』之名,带动由下而上的草根民主与本土认同运动风潮。」
「在1990年代词汇与社会的变动关系中,『小区』之名陆续添加了国族认同的想象、社会人类学人群连带的想象、文化改造的想象、以及草根民主的想象,混同而汇集为我们新的历史事实与行动信念。」
这样的发展与趋势,积极地铺陈了台湾建筑此刻的位置点。因为这现象除了真实回映近二十年政经现实的剧烈转变外,也见证台湾逐渐成熟公民社会的成形,背后蕴含的时代意义,与其对台湾建筑发展的影响,不但不可轻忽也值得期待。
「后921世代」此刻面对的环境,有其现实存活上的悲观性,但也可视之为得以摆脱政治∕资本权力箝制的契机。或许,此世代藉此可认真思考此刻面对的时代挑战何在,重新定位「为何要做建筑」的战略位置点,并理解做「小建筑」与完成「大理念」的不矛盾性。
基本上,我觉得「后921世代」延续了前一世代对社会∕文化关注的承传,更展现了对人类生态环境的积极关怀与响应,加以在美学与空间思考与作为上,有着粹练的表现,即令时代的现实环境逼人,或许得以展现出另一种崭新的面貌,重谱台湾现代建筑的下一页历史。
阮庆岳